张国焘叛逃时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

要想将张国焘叛逃的前因后果讲明白，得先从陈独秀和中国托派开始讲。

众所周知，王明回国是促使张国焘下定决心叛党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从某种程度上说，张国焘是被王明的一番话吓跑的，听起来比较儿戏，但这就是实际情况。

王明之所以能让张国焘这么害怕，并不是王明长得有多么吓人，而是从王明嘴里说出的“托派”让张国焘不自觉的神经紧绷。

王跟张国焘说，李特和黄超已经被定为托派分子处决了，话里话外也有将他定为托派分子的倾向，面对死亡的惶恐感立马传遍了张国焘全身，脑瓜子嗡嗡的。

张国焘怎么说也是见过世面的人物，一般情况下都是一副神色自若的样子。

但事实证明，一旦涉及到生死问题，没几个人能保持淡定。

01

在十二月会议上，王明不仅否定了洛川会议上的观点，不点名批评了教员主张的“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”之外，还着重讲了中国托派的问题。

说到中国托派，就不得不提陈独秀。

陈独秀是托洛茨基钦定的中国托派领袖，因为跟托派的关系太过紧密，直接导致陈独秀的后半生变得很敏感，极少有人提起。

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其他中国托派组织的成员，基本都是受到了托洛茨基写得《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》、《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》这两篇有关中国的文章影响，才选择追随托洛茨基。

陈对这两篇文章奉为瑰宝，因为这两篇文章，帮他完美解决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划分和归属问题。

托当时为了反击斯大林和布哈林，在文章中直言不讳：“苏联布尔塞维克党和共产国际的权威，始而完全帮助蒋介石，反对中共之独立政策，继而又去援助汪精卫为土地革命的领袖。”

陈独秀见到这样的说辞，犹如顿悟，拍案叫绝 ，当即就表示：“托洛茨基同志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一百的正确。”

托有关中国的文章不仅为陈独秀解了围，还在文章里为中国托派设计了相应的路线、方针，以及总目标。这也成了中国托派的理论基础。按理说，有了托的文章指导，中国托派应该可以毫无阻碍的团结到一起，可恰恰相反。

1930年前后，中国主要有三个托派组织，分别是“我们的话”派、“十月社”和“无产者社”。

最先成立的是“我们的话”派，这是由一群被莫斯科遣送回国的留苏学生建立的，之后是陈独秀为代表的“无产者社”，最后成立的是以刘仁静为代表的“十月社”。

刘仁静一开始回国的目的，是代表托洛茨基，将中国的托派组织团结到一起，但“无产者社”和“我们的话”这两派互相看不顺眼，主要是“我们的话”派不愿意接纳陈独秀，嫌他不纯粹。

后来又发生了中东路等事件，陈独秀发表了不少文章批评“上海”，刘仁静看了这些文章后，觉得写得很有问题，开始转而批判陈独秀，最后刘仁静和一些老人又成立了一个“十月社”，跟先成立的两个托派组织打擂台。

这三个托派组织，虽然都是追随托洛茨基的，但互相之间是谁都不服谁。

因为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“你左，我比你更左。”、“你坚持，我比你还坚持。”、“你纯粹，我比你还纯粹。”

看谁目的更纯粹，看谁原典阐述更精辟，看谁真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。凡变通的、调和的、修正的、妥协的一律严肃批判，无情打击。

这三个组织完美践行了这一点，互相看不上对方，都认为自己的理论和想法才是对的，对方的都是垃圾，不断的分裂、争吵。

02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三派之间互相指责、相互批判，围绕着中国革命的性质、任务、方针、策略、形式判断、组织体制等等理论和问题展开了无休止的、多层面的争论。

他们的主要革命活动，就是开会、报告、争议、结论，将九成九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了理论争论上，在各自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又一篇理论文章。基本没有革命实践活动，所以实际影响力范围极其有限，也很小。

就连托洛茨基都直言，没搞明白中国这三派有什么实质性的分歧，为啥就是不能团结到一起呢？

最后还是托洛茨基亲自发话，并多次敦促，让这三派以陈独秀为领袖团结到一起，这三派才不情不愿的走到一起，成立了统一的组织。

到了抗日时期，1937年10月左右，陈独秀以中国托派领袖的名义，派罗汉来到延安商谈，想要参与到抗日统一战线中来。

最后双方算是达成了一个基本合作框架，愿意脱离托派并承认自己在托派中错误的，可以恢复党籍，不愿意的，也可以在党外合作一致抗日。

但王明和康生回到延安后，强烈反对接纳中国托派，对陈独秀极为敌视，并放话抗日和什么人都能合作，就是不能跟托派合作，还给陈独秀扣上了一个领日本津贴的污名。

张国焘当时回忆：“王明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，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，那还了得；如果斯大林知道了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他还说反对托派，不能有仁慈观念，陈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。”

政治看立场，经济看市场。王明的立场那站的是既清晰又坚定。

也不怪，年纪轻轻的王明，能在共产国际内部爬到这么高的位置，跟他极为敏感的政治嗅觉不无关系，的确有过人之处。

王明是常年待在莫斯科的人，他对斯大林反托派的手段和坚决态度是很清楚的，对被定为托派是什么下场，都是亲眼目睹的。此后，为了说明反托派的重要性，王明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，举了非常多的例子，将话说的很重。

结果没想到，王明对反托派的极端重视，以及他对张国焘说得那番话，在张国焘那里发生了化学反应，直接促使张国焘下了叛党的决心。

张国焘在自己的回忆录直言：“王明反托派的矛头，竟是指向着我的。”

王明在跟国焘交谈时，不仅说了黄超和李特，还说了俞秀松、周达文等人，这些人以前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跟王明等人争论过，后来跟张国焘一块到了列宁学院学习，毕业后辗转到了新疆工作。

而王明直白的告诉张国焘，这些人在莫斯科的几次清党中，都没有露出破绽，这次他到了新疆，将他们逮捕审问，果然都是托派，自然也只有把他们惩之于法了。

王明就差直接说，落到我手里，不管你是真的还是假，都能让你变成真的。

这些话，既带有威胁挑衅性质，也有几分“大仇得报”的扭曲之感，这让张国焘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：“王明向我宣泄的事实，和他那种要追随斯大林肃清托派的意向，使我受着极大的刺激。”

“由这种重大的刺激，我经过一番考虑，最后决定脱离中共。”这是张国焘写在明面上的叛逃理由。

将自己叛逃的原因归结于王明，是张国焘的一种托词，王明说到底还是外因，虽说外因是事物发展的必要条件，但内因才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，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。

该如何理解内因和外因呢？

就好比鸡蛋需要适合的温度才能孵化，温度就是外因，但是不管温度多适合，石头永远都孵化不出小鸡。

对于张国焘叛逃内因的一些分析和见解，我们在上一篇文章里已经聊过了。（点击即可查看）

03

1938年初，开完会后，王明一行人就火急火燎的赶往武汉了。

而已经下定决心，要找机会离开延安的张国焘，倒显得悠哉悠哉。

这种闲适是装出来的，张国焘就是为了营造出一种松快的假象，好让人不再注意他，这样他就有充足的时间去思考最快离开延安的方法。

就在张国焘冥思苦想，该以何种理由离开时，一个机会送到了他的面前。

在陕甘宁边区南边有一个叫中部县的地方，这里有一座黄帝陵。每到清明时节，国民党就会派一位大员去黄帝陵祭拜，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后，为了展现两党合作抗日的决心，去祭拜黄帝陵时，国民党会邀请陕甘宁边区政府派个代表一起去。

1938年4月初，又到了祭陵时节。

当时国民党派去的祭陵大员是蒋鼎文，边区政府也要派一个代表去作为陪祭。当时延安方面原本是打算让边区政府秘书长曹理茹去。

但当张国焘知道这个消息后，就要求以边区政府代主席的名义亲自带队去祭拜。

几个月前，张国焘主持边区政府工作刚没几天，遇到点困难就撂挑子不干了，将工作都甩给伍修权了，如今看到了实施自己叛逃计划的机会了，又多次以边区政府代主席的名义，要求去。

张国焘多次要求，最后教员也不好再拒绝，就同意了，并交待他：“快去快回！”

4月4日，张国焘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祭拜完黄帝陵后，张国焘借口参观陵园，撇下了随员，跟蒋鼎文在陵园里逛了一圈。

虽然不知道谈论的细节，但毫无疑问的是，在独处的时间里，张国焘向蒋鼎文透露了自己叛逃的计划，估计还商量讨论了一下福利、待遇啥的。

第二天，按照计划张国焘要返回延安，结果在分别的时候，张国焘却一屁股坐进了蒋鼎文的小汽车里。

他的秘书和警卫都惊呆了，搞不清这是什么状况，张国焘摆摆手，说自己要去西安找林伯渠林主席商量一点事情，自己先不回延安了，让他们自己先回去。

就算再摸不清情况，傻子也知道张国焘的行为十分反常。

但蒋鼎文的人更多，张国焘还是领导，其他随员根本无法阻止张国焘，警卫员张海见情况不对头，也上了西安公署宪兵队的车，跟着张国焘一起到了西安。

私下策划了几个月，张国焘终于完成了自己的计划，离开了延安。

这对于张国焘来说，究竟是福还是祸呢？

估计就连张国焘自己心里也在打鼓。

04

人这一辈子，会有很多选择，但真正能改变命运的选择就那么几个，在关键路口上，一旦做出了选择，那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。

张国焘是什么时候做出选择的呢？

或许早在十几年前的北京监狱里，在张国焘供出那份名单时，就已经做出了选择，但一直到了现在才暴露。

至于张国焘的选择究竟是对还是错，这就要看你从哪方面来解读了。

比如张国焘晚年过得不咋样，但活到了八十多岁，也过了一段潇洒日子，另一方面来说张国焘虽然躲了一些劫难，可他的历史评价也完全改变了。

命由自己作，祸福当自求，对于祸福相依这件事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，从他人的经历中获得启发，而这也正是我们读史的意义。

其他的先不说，张国焘用自己的经历向我们说明了一件事，一个人不管以前在大组织内有多大影响力，一旦脱离组织，那么他的影响力就会立刻开始走下坡路。

人还是那个人，但以前轻易就能干的很多事，离开平台后，就算再花上十倍力气也干不成了。

有意思的一点是，从大组织里主动跳出去的要人，一小部分真正有才干的人是去干自己喜欢的事了，另一部分则是换了一个地方继续靠原组织吃饭，只不过姿势不同罢了。

张国焘虽然口口声声说要离开延安，要彻底跟过去自己的做切割，咬牙切齿讲了延安各种坏话，但到头来，他依然要靠延安混口饭吃，包括后来的王明，都是一条路子。

刚到西安的时候，张国焘受到了很多国民党要员的热烈欢迎，还住进了西安招待所里。

这种被众多有地位的国民党要员追捧的热烈氛围，让张国焘感受到了久违的地位感，恍惚之间，好似又回到了那个说一不二高高在上的时期。

但这已经是过去式了！

张国焘清醒的明白，很多事情眼前这些人都做不了主，自己要的，这些人也给不了，大事情当然要跟大老板谈，只有老蒋亲自点的头，才是真正的保障。

对于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张国焘来说，在没有彻底拿到国民党许诺的实惠前，是不会轻易就将自己的底牌丢干净的，这是一个老练的赌徒应有的素养。

4月7日，张国焘从招待所出来，坐上小汽车，他要换乘火车赶往武汉，那里才是他给自己既定的舞台。

在临行前，老练的张国焘又做了一番安排，他让警卫员张海通知林伯渠，让林到火车站等他，他有事要说。

结果当林伯渠匆忙赶到火车站时，张国焘已经坐在车厢里了，林伯渠苦口婆心的劝说张国焘下车，让他回延安。

但这个时候的张国焘是吃了秤砣，铁了心要离开，然而老机会分子始终是机会分子，不管做什么都要力争获得利益最大化，不见兔子绝不撒鹰，他既没有老实的说是去武汉找老蒋，也没有说自己要决心脱党。

张国焘跟林说了一肚子牢骚话，但一句老实话都没有讲，只表示自己是要去武汉找周恩来，随后火车就启动了。

感到事态紧急，林立马通知了长江局和延安，向他们报告了张国焘的去向。

05

软的不行，那只能来硬的了。

当年，龙潭三杰之一的胡底，因为跟随红军总部在被张国焘裹挟南下期间，对张国焘的言行表示出强烈不满，结果在南下途中惨遭毒手，不幸遇害。

如今张国焘叛逃，龙潭三杰中的另一位终于有机会出手了。

在张国焘坐上开往武汉的火车当日，李克农也接到了一条死命令：“务必在国民党特务之前，将张国焘“请”回来！”

一场猫和鼠的游戏开始了。